1950年3月，躲在香港的国民党上将刘峙，在得知老蒋复职后，发去贺电，老蒋看到电文，马上想起了徐州损失的五十万大军，勃然大怒之下，免去了刘峙所有职务。
刘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，他的人生轨迹起伏很大，早年间颇受重用，甚至被称为“福将”，但后期却屡屡失利，最终黯然退场。
他的经历，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的命运。
刘峙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，之后投身军旅。
他先后参加过护国运动，加入过粤军，也参与了北伐战争。
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，他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和一定的指挥能力，因而一路晋升。
特别是在1924年之后，他通过关系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教官，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在黄埔期间，他的能力和忠诚逐渐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。
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和战斗中，刘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，积极执行其命令，包括在1926年的“中山舰事件”中扮演了支持蒋介石的角色。
这种紧密的跟随，使得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，仕途也随之步入快车道，先后担任师长、军长等要职，并在1935年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，同时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达到了个人权势的一个高峰。
然而，刘峙的军事才能和判断力，在更为复杂和严峻的考验面前，开始显露出不足。
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，国内形势极其微妙。
刘峙听从了何应钦的主张，主张以武力进攻西安，这与力求和平解决以保全蒋介石安全的宋美龄等人意见相左。
虽然事变最终和平解决，但刘峙在这次事件中的立场选择，无疑在蒋介石心中埋下了一丝隔阂，对他绝对的信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刘峙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负责平汉铁路沿线的防御。
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。
然而，当日军发动进攻，突破其第一道防线后，刘峙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，反而下令部队后撤，理由是“保存实力”。
这一撤退在军事上造成了严重后果，使得华北防线门户洞开，便利了日军的快速推进。
此举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和批评，蒋介石本人也极为震怒。
尽管因为众多国民党元老和高官出面说情，刘峙最终未被严厉惩处，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被闲置了一段时间。
1939年，刘峙再次被启用，担任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。
这本是一项侧重于后方警备和防空组织的工作，技术要求相对明确。
但刘峙在任期间，却将重心放在了牟取私利上，甚至不惜克扣修建防空洞的工程款项，导致防空洞质量低劣，设施不全。
1941年，在日军对重庆的一次大规模轰炸中，由于防空洞通风设施故障、管理混乱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重庆隧道惨案”，导致大量平民窒息死亡。
这次惨案虽然有其复杂的客观原因，但作为防空司令的刘峙，其贪渎与失职难辞其咎，他的声誉至此跌入谷底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，将领或战死或被俘，蒋介石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他又一次想起了这位曾经的“福将”刘峙，或许还寄希望于他能带来一些转机。
刘峙因此被任命为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，指挥数十万军队。
徐州地区是战略要地，此战意义重大。
然而，此时的刘峙无论是军事指挥能力还是部队的士气，都无法与当年的巅峰时期相比，更无法应对解放军高效的作战。
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，国民党方面投入的重兵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，损失超过五十万人。
作为战区的最高指挥官，刘峙虽然并非导致失败的唯一因素，但其指挥无方、应对失当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。
这次惨败，彻底葬送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要军事力量，也成为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点。
1949年，国民党政权垮台，蒋介石退往台湾。
刘峙没有选择立刻跟随去台湾，而是先去了香港观望风色。
1950年3月，蒋介石在台北宣布“复行视事”，恢复其“总统”职务。
滞留在香港的刘峙闻讯，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表示祝贺的电报。
这封电报的本意，可能包含着试探蒋介石态度的意图，希望为将来可能的安排铺路。
然而，此举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。
蒋介石收到贺电，非但没有感到欣慰，反而瞬间勾起了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惨败的记忆。
他想到在淮海战役中损失的数十万精锐，怒火中烧，随即下达命令，正式免去了刘峙所有残余的职务。
这一决定，意味着刘峙被彻底排除出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力体系。
被蒋介石公开摒弃后，刘峙在香港也难以久留。
他带着家人辗转去了印度尼西亚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。
他和妻子尝试经营生意，但缺乏经验，并不成功。
后来为了生计，他们甚至在学校里教授中文课程，经济上颇为拮据。
直到1953年，或许是蒋介石念及旧日的部下情分，也许是其他考虑，最终允许刘峙携家眷迁往台湾。
到台湾后，刘峙被给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，淡出了公众视野，在相对平静中度过了晚年，于1971年去世。
长胜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